后危机时代更应强调制度创新

　　“后危机时代更是一个垄断与反垄断斗争进一步加剧，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需要科学调解的时代。比如，最近关于光伏发电过剩、风力发电过剩等的报道不绝于耳，实际上，也缘于现有的水电、火电不愿让光电和风电发展。”

　　日前，由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与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主办的“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董辅礽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面对后危机时代发展和改革的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刘迎秋作了上述表示。

　　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何伟将董辅礽称为中国改革的一个理论先驱。“特别是董辅礽较早提出所有制改革理论，将改革的关键问题提升到制度层面、体制层面。提出的八宝饭理论，就是混合所有制的提法，很有创意。”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何伟表示，后30年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关键是制度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由市场经济体制代替了计划经济体制，制度的力量是无穷的。

　　何伟认为，目前某些领域也存在一些停滞甚至倒退，甚至有人提出“国进民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旧的观点还在束缚着我们。

　　何伟认为，在目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还存在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双轨制的情况下，这些垄断企业依靠掌握垄断优势资源，从市场上获得利益而不承担风险，从计划经济获得特权而不承担责任，实际上逐步出现了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华生表示，“国进民退”是一个问题，但真正找到推动国家和民族向前进步的关键的制度性和文化性因素，恐怕还需要多动一些脑筋。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认为，现在说中国经济完全走出困境为时过早。包括我国3月份以来很多指标的回升，都源于国家刺激政策力度的放大，这一方面导致经济强势回升，另一方面也留下一些问题。比如，外资和民营企业远没有国有企业发展得那么好，靠近政府的产业很火，靠近市场的产业到现在为止至少可以说还没有完全走出来。这说明经济复苏是不坚固的。“从政治性反弹走向市场性反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杨瑞龙表示，现在再来回顾董辅礽的思想，他提出的国家所有制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到今天没有过时，改革才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所在，包括所有制改革、收入分配调整等。

　　北京大学网络研究中心主任、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陈浩武表示，在财富充分涌流的同时，我们整个国家付出的生态代价非常大，对自然资源严重的消耗已经达到了国家根本无法承受的程度。我国所消耗的水、钢材、金属等和我国GDP占全球的比例完全不相适应。此外，腐败问题不容忽视。

　　陈浩武认为，这些社会现象背后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在30年转轨过程中，我们仅仅是经济单边在转轨。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表示，社会结构严重滞后是因为我们这些年实际上缺乏社会体制的改革，“我们把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钱大都拿到经济建设上去了”。

　　“现在应该是我们进行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要解决现在的难题，要应对后危机时代，不仅是投入4万亿元，在我来看，还有社会体制、社会保障等问题的解决。”陆学艺表示，“和谐社会建设不能因为金融危机就停滞不前。”陆学艺说。

　　“后危机时代的发展与改革，是一个非常重要并具有实践意义的论题。因为，时代判断对于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至关重要。”刘迎秋说。

　　刘迎秋认为，无论是1997年出现的“过剩”，还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过剩”，本质上都不是生产的全面过剩，而是产业结构、产出结构和贸易结构失衡基础上的过剩，是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存在明显不合理、缺少支付能力基础上的过剩。

　　刘迎秋表示，后危机时代是一个结构调整需要付出代价的时代。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看法，一国人均收入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阶段，是结构变动最为剧烈的阶段。这是就一般国家而言。在中国，即使人均收入超过了3000美元，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结构调整仍是其经济发展不可跨越的历史任务。现在，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结构的调整，不仅是指经济结构的调整，还包括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等方方面面的结构调整。

　　刘迎秋说，一旦经济回暖，进一步向前发展，就需要考虑调整投资方向和结构。不能忽视基础产业，但必须考虑加大向非基础产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力度。政府的财力不应再像过去那样更多地直接用于“铁、公、基”，而应更多地用于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此外，政府需要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尽可能通过财政的再分配功能，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把更多的财政收入用在调节收入分配关系等方面来。这是目前阶段必须付出的代价。这要求政府必须准备更多地从直接投资领域转向公共服务领域中来。

　　刘迎秋表示，后危机时代还是一个产业升级需要技术支持的时代。如果没有技术的强有力支持，产业升级难免失去方向。增大技术投入，是当前实现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后危机时代又是一个技术创新需要制度支撑的时代。”刘迎秋说，改革的任务远未完成。经济体制改革任务不仅没有完成，还产生了很多新的需要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政治体制改革远未完成，文化体制改革同样也需要深化。包括政府的建设和领导方式更需要改革和完善。“没有这一系列制度的改革，不深化这些制度的改革，技术创新就是一句空话。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证明，制度创新，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技术创新的根本支撑。”刘迎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