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时代在呼唤：让管理教育的创新来得更猛烈一些！

　　2025年是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恢复建院40周年。这40年，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但对于中国管理教育而言，却是一段从无到有、从借鉴到创新、从追赶到引领的壮阔征程。

　　站在这个承前启后的历史节点，我们庆祝管理教育前辈和同仁共同努力获得的过往成就，同时也面临一个关乎未来的紧迫命题：在一个由科技创新全面主导的新时代里，管理学——这门源于工业文明、以效率和优化为初始使命的学科——其价值究竟何在？当算法似乎比经验更可靠，当技术天才的光芒时常掩盖了管理者的身影，一种“管理（教育）无用论”的论调开始潜滋暗长。这种论调，既是误解，也是挑战，更是机遇。它误解了管理的本质，它挑战了管理教育存在的意义，但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次彻底自我革新、从而真正肩负起时代使命的契机。

　　对此，我们的回答是明确且坚定的：科创时代不会让管理和管理教育边缘化，科创时代对管理教育的呼唤是“让创新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当管理实现自我的“革命化”升级，就将从服务于工业时代的“经典管理学”蜕变为赋能科创时代的“智慧管理学”。

　　复旦管理学院40年的管理教育发展史，最宝贵的遗产就是深植于血脉的“创新本能”。它从未安于现状，始终在回应时代最迫切的呼唤。过去40年，我们以此为中国管理教育探索了新路，未来我们更将以此为中国乃至全球的科创事业开辟新局。

　　教育之魂，在于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因时而变。其生命力源于持续的创新与自我革新，以适应不断演进的时代与千差万别的个体。这一点在管理教育领域尤为凸显。管理作为一门致用之学，其教育必须恪守“顶天立地”之道：既要仰望星空的理论前瞻性，更要扎根实践的现实适用性。它唯有敏锐回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需要，方能真正锻造企业管理人才，贡献产业发展与商业进步。在这一过程中，回溯改革开放以来管理教育的发展历程，其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演进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创新叙事。复旦管理学院的40年，是一部以创新为内核的动态演进史；每一次战略转型，都源于对时代呼唤的诚挚回应。

　　1985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恢复建院以来，用“开放创新”回应“市场化”时代所需。20世纪80年代，时代的核心命题是“商品化”。计划经济体制松动，企业需要走向市场、参与竞争，而最稀缺的资源是懂得现代企业运作的管理人才。郑绍濂教授等创院先贤们，以超凡的远见和勇气，选择了“开放”作为创新的起点，派出大量年轻教师去海外进修，借鉴世界上主流商学院的经验开设专业课程。课程设置聚焦于经济学、企业战略、财务管理、组织行为、生产运营、市场营销等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职能。除学位学生外，当时还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计委、经委培养了一大批国有企业厂长、经理，旨在将科学管理的理念与方法传递给在计划经济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商科学生。90年代，复旦管理学院率先开启了与国际顶尖商学院的合作之路，其中与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合作的国际MBA项目，成为中国最早并最具影响力的以英文教学的、国际化的MBA项目之一，其重要影响不仅在于引入了斯隆管理学院完整的课程体系，更在于为中国系统地移植和培育了现代商科教育的“基因”——战略思维、商业伦理、数据分析、案例教学。这一阶段的管理教育用引进、吸收回应了“如何让中国企业现代化”的时代之问。

　　新世纪开始，复旦管理学院发力于体系构建，以“系统创新”拥抱全球化时代。中国加入WTO，经济高速增长，企业规模扩大、复杂度提升，它们需要的不仅是基础管理知识，而是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能力。如何管理高速成长的复杂组织？如何在中国本土市场应对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如何在全球竞争中定位自身？复旦管理学院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实现了从“引进消化”到“融合创新”的跨越式发展。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就，是构建贯穿人才成长链的完整教育项目体系：从本科、硕士、博士到MBA、EMBA、MPAcc、DBA、各类高层管理教育（EE）项目，以及一系列与美国、欧洲、亚洲、我国港台地区等一流商学院的国际合作项目，形成了国内最全面、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教育产品线，复旦管理学院的创新从“引进来”走向了“体系化”，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构建”，服务并助推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这一阶段的管理教育用创新回应了“如何让中国企业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时代之问。

　　近十多年来，在我们不断完善这套体系的时候，一场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材料科学、绿色能源、人工智能等为主要赛道的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着世界，其影响力已远超以往任何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这场科技革命不是在原有产业轨道上做“增量改进”，而是在开辟全新的产业，重塑传统行业的价值创造方式。我们迎来了科创时代！复旦管理学院的学科建设布局必须响应时代的要求再次创新——我们不再满足于培养职业经理人，而是要培育能创造未来产业的“科创企业家”；我们的研究不再仅仅诠释最佳管理实践，而是要能指导科创企业家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连续“惊险跳跃”。今天，我们正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拐点上，这个拐点的名字就是“科创时代”。

　　当下正是科创时代。“科创”一词定义的是以科学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整体时代范式——它既包括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也包括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量子计算、太空探索等更广泛的领域。“科创时代”强调的不仅是技术本身的突破，而是科技创新与产业、社会乃至文明进程的深度融合。“科创时代”的提法，既是对科技革命本质的深刻洞察，也体现了我们对发展范式与文明进程的重新定义。

　　关于“科”的维度，其核心在于瞄准世界科技前沿与国家战略需求，聚焦那些能重塑未来产业格局的颠覆性力量。我们关注的不仅是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更包括生命科学领域的基因编辑与生物工程、新材料领域的下一代电池材料与碳纳米管/石墨烯材料、能源领域的太阳能转换与贮存、可控核聚变——这些是真正决定国家竞争力和安全边界的“硬核”科技。在这些前沿科技转化为生产力、促发新产业革命的整个过程之中，管理教育必须深度融入，理解其技术演进规律与产业生态特性，由此才能培养出能够驾驭科创不确定性、布局未来赛道的战略企业家。

　　关于“创”的维度，可以从“创新—创业—创造”3个层面展开。首先，创新是科创时代的底色，包含多重维度。科研创新关注基础研究的原始发现；工程创新促进技术到产品的转化与效率；范式创新将重新定义技术应用场景与商业逻辑，例如区块链重构信任机制、AI重塑决策模型。其次，创业是将创新技术转化为社会经济价值的基本路径。必须指出的是，科创企业的创业逻辑与传统互联网创业有本质区别：要求长周期与高门槛的风险资金投入；要求科技工程专家与企业家的融合；要求生态协同以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最后，创造是科创时代最高阶的追求，其本质是通过科技与管理的双重力量，推动人类文明向更高维度演进。创造新产业，如太空经济、低空经济、人型机器人、合成生物等未来产业；创造新范式，如倡导“负责任创新”，要求技术发展符合人类伦理导向，例如AI伦理准则、基因编辑边界；创造新文明图景，如以科技助力解决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能源危机等全球性挑战，践行“科技向善”。

　　面对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很可能成为走向未来的桎梏。如果管理教育仍沉迷于教授工业时代的“最佳实践”，那么我们培养出的学生将无法理解英伟达、OpenAI的崛起，也无法领导算法驱动、人机互动的新型组织。因此，在理解了“科创时代”的必然性与深刻性之后，复旦管理学院的创新必须进入第三阶段——“范式创新”。我们必须超越在既有框架内的修修补补，对管理教育与管理研究的哲学、理念、知识体系和方法论进行一场彻底的反思与重构。科创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的管理教育需要回应的是“如何让中国在全球科创浪潮中占据引领地位”的时代之问。40年发展历程给我们的最大启示就是：唯有始终保持创新的自觉与勇气，敏锐洞察时代主题的根本性变迁，并勇于进行自我革命，勇于All-in，才能永立潮头。

　　当今世界，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突破正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范式革命，其核心不仅是算法的迭代、算力的飞跃，更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存在论”颠覆——AI正从被动的“工具”角色，演进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行动者”与“伙伴”，甚至在某些领域被视为“决策主体”。这一深刻变革，迫使我们必须超越技术应用的功利层面，回归到“人”本身，进行一场苏格拉底式的根本性追问：在科创时代，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人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哪里？教育的终极意义与目标又将指向何方？这些不仅是技术哲学的前沿议题，更是关乎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元命题。

　　在人工智能重构认知边界的时代，教育与科研的革新必须建立在对人的本质与价值的哲学追问之上。在时代的惊涛骇浪拍打之下，我们更加需要冷静的思考与坚定的前行。我们认为，技术的本质在于“赋能”而非“替代”，管理教育的核心使命是培养能够超越技术逻辑、彰显人的主体性的管理者和领导者。

　　科创时代更需要“人本决策”与“系统思维”。AI能优化效率、预测趋势，但无法替代人类在复杂环境中的战略抉择、价值权衡与伦理判断。人在决策过程中的核心任务是定义问题（而非仅解决问题）、设定目标（而非仅优化路径）、承担后果（而非仅计算概率），尤其在技术颠覆与全球地缘政治风险交织的时代，领导者对不确定性环境的洞察、对组织韧性的塑造，是算法无法预测的。与此同时，技术越先进，越需要“管理”并“调和”其与社会的关系。AI的滥用可能加剧伦理冲突、社会分化，甚至文明危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展可以构建科技与人类福祉之间的桥梁——通过治理框架、制度设计、组织文化，确保技术发展符合“向善”的方向，而这也正是教育必须承担的使命。真正的教育，不应沦为算法思维的附庸，而应成为人的创造性、伦理性与情感性的“唤醒仪式”。最终，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驾驭技术却不受技术异化的“完整的人”——他们既是AI的“设计者”，更是意义的“定义者”；他们用创造力开辟未来，以同理心凝聚社群，凭借伦理勇气锚定文明前行的方向。这正是复旦管理学院40年积淀所指向的答案：以人文精神铸魂，以科学技术赋能，方能培育出真正定义时代、而非被时代定义的商业领袖。

　　AI技术的快速崛起也唤起了人们某种“幻觉”，即管理教育甚或管理本身将不再被需要。这种“管理（教育）无用论”认为，有了强大的AI，许多管理决策，如库存优化、精准营销、风险控制等等，都可以被算法取代，管理者将无事可做，进而导致管理教育也将失去存在的价值。但是，无论是从哲学还是科学的意义上讲，管理的生命力是建立在人的生命力之上，换句话说，只要人类社会延续，管理就必然存在，而且将愈益重要。

　　第一，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也是管理的过程。任何技术突破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都面临所谓的“达尔文之海”。这一跨越，单靠技术本身无法完成。它需要战略的抉择、资源的配置、团队的协作、流程的管控以及市场的开拓——这些都是管理的核心职能。管理依然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不可替代的媒介与管道。许多科创企业的失败源于“管理缺位”而非“技术落后”。“好”的管理可以加快技术转化过程，提升技术转化成功概率，获取更高的技术转化的投资报酬率。

　　第二，AI是提升效率与生产力的工具，但战略决策、资源整合、风险承担、人性洞察永远需要人类管理者。技术决定了创新的“可能性”，而管理则决定了其“可行性”与“效益性”。不远的未来，用KPI去考核人和机器人似乎已不必要，但在新的工作场景、新的技术层出不穷的背景下，管理对人、机器人单体或联体以及人机系统的评价仍然是必须的，就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有机会，也有必要以各种衡量标准来监测流量获取、流量转化的效率与效益。评价、控制、配置仍然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更高的效益。

　　第三，管理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科技是纯粹的工具理性，管理必须且也能够驾驭科技。前沿科技在带来无限可能性的同时，也伴随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复杂的伦理挑战。技术越强大，其带来的伦理、社会和安全风险就越严峻。从宏观层面来看，管理须为AI时代的数据隐私、伦理边界、社会影响提供治理框架与规则，确保技术“向善”。如何设定技术发展的边界？如何构建负责任的创新治理框架？如何在鼓励冒险的同时管控风险？这些问题超出了纯技术范畴，关乎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这些正是宏观管理需要回答的新命题。从微观层面来看，当算法决策与社会伦理产生冲突时，企业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价值观进行抉择？科创企业如何平衡短期财务回报与长期技术投入？面对一群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AI怎么能创建组织文化既能鼓励大胆试错，又能协调团队合作？最重要的是，AI无须承担战略失败、投资失误、伦理失范的最终后果，其责任必须由人类管理者来承担。

　　综上所述，科创时代非但不会削弱管理的价值，反而对其提出了更高要求，呼唤其进行深刻的自我革新。“管理（教育）无用论”观点的错误在于其本质是用工业时代的管理范式去衡量科创时代的管理价值，并且用静止的眼光看待管理随人类社会演进而永续的演进，否定或者无视了管理研究和管理教育的自我创新能力。不是管理无用，而是传统的、僵化的管理无用；不是科创时代不需要管理学，而是科创时代不需要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的管理学。中国正在从模仿创新、应用创新走向原始创新、硬科技创新，需要管理教育为科学家、工程师、创业者提供原创管理知识体系的系统支撑，以管理赋能科创、成就科创、引领科创。当下，管理教育需要回应的不仅是技术开发和转化问题，还包括如何构建适应科技创新爆发式增长的新型生产关系、组织形态和商业文明。科创时代呼唤的是一种能够激发而非压制创造力、能够驾驭而非消除不确定性的“新型智慧管理”。管理应该从商业效益的“推进器”转型为科技文明进程的“催生器”。

　　既然传统的“经典管理”教育已难以响应时代需求，那么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势在必行。复旦管理学院回应科创时代的要求，从教育理念、科研范式到学院生态展开了一场系统性的重塑，其探索管理的“创新”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教育创新：培养定义未来的“科创领导”。创新的管理教育必须打破学科壁垒，以“管理”为基石，向科技工程、生命健康、数据智能、人文社科等领域全面开放、交叉赋能，培养能“与科学家融合、与资本市场融合、与全球经济融合”的下一代商业领袖。首先，培养目标改变为从“T型”到“π型”人才。传统的一专多能“T型”人才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科创时代的需要。新的人才培养应该像“π”一样有两条坚实的“腿”：一条是对前沿科技领域的深度理解与素养（Scientific Literacy），另一条是卓越的管理能力（Managerial Excellence），而在两条“腿”之上是宽广的人文社科通识（Liberal Arts），用以思考科技的人文影响和伦理边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决策选择的指引。我们对所有学位项目进行课程重构，将科技素养、数据思维与创新精神深度融入培养全过程，开发融合“管理+科技”知识、贯穿科技创新及转化一体过程的课程。其次，教学模式开启革命进程，从“案例教室”到“实战现场”，减少对过去成熟企业的案例依赖，将课堂延伸到实验室、科创企业、研发中心、科技园区，强化实践链接，与头部科创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开发科创教学案例，让学生深入科创一线感知、学习、操练与解决问题。最后，重塑价值理念，强化企业家精神、ESG与社会责任、科技伦理三位一体教育，培养负责任的创新领导者。

　　第二，科研创新：从“研究商业”到“研究科创”。一方面，聚焦问题导向，直面科创时代中的“真”问题、“新”问题，关注科创企业战略、估值与融资方式、创新生态治理、技术扩散规律、数据驱动决策、公司治理机制等前沿领域。我们强力推进科创研究，鼓励学院师生深入科创企业，凝练科创企业独有的管理痛点、难点问题，鼓励教师申请学院科创专项课题。另一方面，持续升级研究方法，鼓励运用大数据、机器学习、仿真模拟、随机对照实验等新的研究工具和方法，并与神经科学、复杂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深度交叉，参与和推进计算管理、神经管理学等新兴领域探索。

　　第三，生态创新：从“学术殿堂”到“创新枢纽”。我们将自己定义为中国科创生态的核心节点，期待成为一个汇聚创新要素的核心枢纽。长三角聚劲科创大赛已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学院创业赛事之一，吸引了全国顶尖的科创项目与投资机构；学院创投俱乐部链接知名投资人与创业者，促进资本与创新的高效对接；“问学论坛”与“科创企业家营”中汇聚顶尖科学家、科创企业家、政策制定者，进行思想碰撞与跨界交流，共同探索产业未来。我们将自己视为一个以管理为核心支点的平台，深度融合科技、人文、社科，并向产业无限开放的赋能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管理深度渗透并有机融合科技、产业与资本，连接市场、社会与政府；学院师生校友、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投资人、政策制定者、专业中介机构可以高频、深入地互动，可以自由实现角色切换或融合，从而将创新成果催化出强大的“创新反应”。

　　现代管理学知识体系主要源自西方工业文明语境，但构建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中国管理学科实现理论原创的学术担当，也是中国管理教育回应时代诉求的历史使命。一方面，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制度背景和发展路径，中国的管理实践蕴含着不同于西方的智慧。复旦管理学院发展已久的“东方管理”学派为此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其“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核心思想强调和谐、共生、责任与长期主义，这与科创时代所要求的跨学科协作、可持续发展、科技向善等理念内在契合。这说明中国管理学的创新可以从深厚的文化积淀中汲取养分，实现对西方管理范式基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智慧的反思、借鉴、对话和超越。另一方面，中国蓬勃兴起的科创实践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创新提供了丰沃的实践土壤。通过系统总结中国科创企业在核心技术突破、创新生态构建、全球市场竞合的独特路径与模式，可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并能与世界对话的管理理论。实践为源，研究创新，是构建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路径。它需要更开放的学科融合，更深入的产学研协同，以及更坚定的文化自信。它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既要传承，又要超越，贯穿古今，循序渐进；既要能与西方管理理论对话，又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融通中外，共生共长。

　　构建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给中国管理教育提供最符合时代情境的理论指导，而管理教育与时俱进，在理念、内容和方法上持续自我创新，就能为构建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人才保障，优秀的管理科研人才和教育师资是持续推进中国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基本条件。

　　四秩求新，笃行致远。回望40年，我们以创新回应了“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时代命题。复旦管理学院的发展历程，是一部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崛起同呼吸、共命运的实践史；是一部从学习借鉴到自主创新、再到贡献智慧的演进史；更是一部将自身发展深度融入国家与民族复兴进程的担当史。创新，是复旦管理学院与生俱来的基因，也是我们回应一切时代挑战的唯一答案。面对科创大潮，我们深知，管理教育的价值从未如此重要，也从未如此亟待证明。我们将传承这份创新基因，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开启新篇章。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推进“科创战略”，致力于培养引领中国未来的科创管理力量，创造源于中国实践、贡献全球经济的管理新知。我们不仅要走向世界一流的前列，更要成为驱动科技创新、经济繁荣和社会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

　　过往辉煌，皆为序章。面对更具挑战并充满机遇的未来，复旦管理学院将继续秉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开智求真，拓新领变”，以“更猛烈的创新”去回应科创时代对管理教育的呼唤，在时代进程中写下崭新的篇章。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复旦大学科创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学和研究主要集中于科创企业公司治理、战略领导力、组织发展、中国不成熟市场营销等领域，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上海市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咨询，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复旦大学人文社会学科传世之作学术精品研究项目等；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五十余篇论文，出版了多部著作及教材，并主编《管理学大辞典》，是《辞海》第六版、第七版管理学分科主编。担任第二届国家“双一流”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第四届、第五届及第六届全国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全球理事会成员，亚太商学院协会（AAPBS）执行委员、理事；曾任美国管理专业研究生考试委员会（GMAC）全球董事。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民建上海市杨浦区主委、上海市杨浦区政协副主席、第十四届上海市政协委员。现任教育部高等学校数学与统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上海市质量技术应用统计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抗癌协会康复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究与发展管理》编委会主任委员等。主要从事数理统计学、金融统计与金融风险管理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中国科学》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八十多篇，曾获全国统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及全国优秀统计教师奖等。主编的教材《数理统计讲义》为国家规划教材，并作为第二负责人创建了国家级精品课程《概率论》。曾荣获上海市教育系统“三八”红旗手，带领的团队曾获上海市巾帼文明岗。

　　【陆雄文，郑明】科创时代在呼唤：让管理教育的创新来得更猛烈一些！——写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恢复建院40周年之际[J].研究与发展管理,2025,37(6):1-6.返回搜狐，查看更多